这张老照片中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清纯秀丽的姑娘，她便是已故的天津女知青李建建。美好的人和事一旦遭遇毁灭，往往能引发更深的震撼。李建建的离世，成为了北大荒知青爱情故事中一个令人哀婉的象征。
在天津荒友活动的组织者胡宝平的引荐下，我有幸结识了李建建的父亲——年届八十八岁高龄的李德宣先生。这位长者眉目慈祥，思维敏捷，既善文又擅谈。在我与他相见的当天，他身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，步履略显蹒跚，身边是由李建建的弟弟陪同前来的。多年来，这位性情敦厚、朴实的老人一直关注并积极参与天津兵团知青的聚会，对阅读知青回忆录也始终充满浓厚的兴趣。他的叙述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知青情怀：
身为河南南阳之子的我，于1944年毕业于河南正平的高级工业技术学校纺织科。毕业后，我赴山西投身工作。1946年，我进入天津棉纺四厂。同年10月28日，我与同校的织染专业校友喜结连理。
李德宣，一位无法忘怀知青时代的家长。在他心中，女儿李建建始终停留在18岁的模样。他视从兵团归来的每一个人为女儿的战友，带着深沉的父爱，与众多天津的知青们结成了忘年之交。
1949年1月15日，天津宣告解放。同年3月，工厂慷慨地将我和妻子推荐至华北职工干部学校深造，直至9月底，我们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工作分配，来到了天津市总工会。任职不久，天棉4厂的军代表便强烈要求我们重返岗位。12月，我重返原单位，担任织布分厂的厂长。在天棉4厂，我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1976年10月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落幕。此后，我又被调往大港石化公司，负责建设化肥厂，直至退休。1956年，我享受局级待遇，月薪146元，然而“文革”爆发那一年，我的工资降至139元。在离休时，根据工资级别评定，我被评为副局级。以上便是我简要的人生经历。
自幼，我家境尚可，方使我得以就读中专。在土地改革时期，我父亲的阶级成分被定为了地主。在“文革”前夕的“四清”运动中，我曾向组织提出更改父亲成分的请求。然而，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我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为“逃亡地主”翻案，导致我被留党察看两年。直至1979年，我的冤屈得以昭雪，父亲的成分也从地主更正为职员。我的案件实为错案，而父亲的遭遇则是一桩冤案。
李建建于1953年4月5日降临人世，在投身农村之前，她是天津陈塘庄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。当时，学校的老师曾致电建建的母亲，建议她留在天津，因为她的姐姐已经前往河北参加农村建设。然而，家中尚有戴着“逃亡地主”帽子的祖父母居住，政治压力使得建建深感沉重，她不愿在家中逗留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兵团。1969年6月28日，她踏上了前往北大荒的征程，并被分配至4师42团1营1连3排1班。
建建此行后便音讯全无。在我得知她爷爷仙逝，急忙发电报邀请她归家时，她却表示无法成行。她解释称，连队规定一次仅能批准三人休假，而已有三人离队，她必须等待他们返程后方可动身。
永恒的靓丽——李建建，三个不同时代的风采。左侧图映照出她作为“文革”初期的小学生时的纯真；中间图则是她成为兵团一员时的初中生形象；右侧图则是她作为兵团时期的“小六九”战士的风采。本应在2013年，与昔日战友们一同庆祝“小六九”集体60岁生日，然而，她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了那幅兵团战士的照片中。
“1971年1月8日，建建不幸离世，那时她还未满十八岁，仅仅相差三个月。自那以后，我时常会揣摩，若是建建能活至如今，她应当已步入六十岁之龄。尽管我不信那些迷信的说法，但诡异之事竟在我们家中上演。某日，建建的母亲下班途中，行至棉纺四厂的土城附近，忽然听闻有人呼唤‘妈妈’，那声音分明就是建建的。
我的伴侣转过身去，环顾四周，却不见任何人的踪影。事后，她回想起，那天恰好是建建逝去的1月8日。有人向我们解释道：当人的心情极度异常时，所产生的心电波能够传递至与其波长相同的亲人，这正如无线电波的发送与接收一般。女儿一下子就没了，我们两口子的心都要碎了。关于她的死因，我们去兵团后了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：
建建连队中，一位来自宁波的男知青对她心生爱慕，便寄给她一封情书，信中“爱”字连用了二十余次。建建收信后，将之藏于炕席之下。然而，当时连队明令禁止知青恋爱，与建建同室而居的一位天津女知青发现了这封信，遂将其上交连部。建建因此被判定为“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”，刘连长斥责她无耻，女副连长也找她进行谈话，班会上还对她进行了“斗私批修”的批斗。建建虽做了检讨，但未获批准。她提出返乡的要求，却未被连部准许。若是准许她离去，或许她能与孩子一同度过那段艰难时光。
建建那时倍感孤立，身边无人给予她慰藉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未涉世深的女孩子又怎能独自承受如此重压？若当时有人能对她轻声细语，或许她就不会选择那条不归路。反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也有责任承担，总是将她当作孩子看待，在她即将步入社会之际，未曾教导她如何应对感情问题。而我，对她却一直抱有极大的信任。1970年11月17日，她曾荣获“五好战士”称号，喜讯传回家中，我们全家都为她感到骄傲。然而，谁能料到，仅仅两个月后，她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连队里的知青回忆起，在1月7日深夜，副班长华子与建建同室而睡，当华子起夜时，看到建建仍在埋头书写，她并未多想。然而，建建实际上在撰写遗书。翌日清晨，建建向华子请了假，声称要前往卫生所。午餐时分，华子发现建建并未返回宿舍，于是便带着几人暗中寻找。由于一直未能找到，她们在夜晚将情况报告给了排里。机务排的职工，绰号“小老头”的人，在7日砍柴时遗失了绳子，于8日上山寻找时，在远处看到土坑中躺有一人，身上覆盖着树枝，头露在外，颈间围着一条白格子围巾，认出是李建建。当“小老头”询问她在那里做什么时，建建称自己只是路过此地，在此稍作休息，身边有一把镰刀，是用于防狼的。建建在谈话中不时向山下张望，“小老头”误以为她在等待宁波的那位男知青，便离开了。在告别时，“小老头”提醒建建要快点去柳毛屯，因为山上天气寒冷。建建应了一声，便起身朝柳毛屯走去。“小老头”回到连队后并未向他人提及此事，他本是一片好心，担心若是传出，建建将遭受连队更加严厉的批判。我接着说：“躺在土坑中，身上覆盖树枝，这显然并非简单的休息。她携带镰刀，割下枯枝，躲进土坑，这难道不是在准备在严寒中平静地结束生命吗？由于‘小老头’的出现，她被迫更改了自尽的地点和方法。”
长者感慨道：“关于此事，我们只能揣测，但建建当时已决意结束生命，她留下的文字便是铁证。‘小老头’返回连队后一打听，发现与建建关系密切的宁波男知青已被连队派遣至外地修筑水利，两人不可能密会。‘小老头’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不幸，消息迅速在连队中流传开来。连队领导推测建建可能逃往天津，于是立即派人前往密山车站搜寻，但一无所获。随后，他们又检查了建建的行李，发现边防证和钱财俱在，这让大家更加焦虑。全连人员倾巢而出，先是上山搜寻，接着分头前往其他连队，最后甚至跨越边境线进行搜索。此事引起了42团的关注，团长严肃地表示：‘无论生死，都要找到她！’”
十数日转瞬即逝，建建仿佛人间蒸发，音讯全无。直至后来，众人才得知，她竟真的前往了柳毛屯，而那片土地亦成了她生命的终结之地。1月20日，柳毛屯的村民急匆匆地跑到一连报告，称他们在村头井中发现了一条印有白格子图案的围巾，井中似乎藏有不明物。一连闻讯后，立刻派人进行打捞，最终从井底捞出建建的遗体。尸体宛如一座未融的冰雕，面容依旧清晰，身上还紧紧系着一条绳索，绳索的另一端则挂着一枚沉重的石块。众人将遗体送往团医院进行尸检，结果显示，建建为处女，且无他杀迹象，最终结论为自杀。
在整理建建的遗物时，连里发现了两份遗书，一份是写给知青王玉红的，大致意思是：
玉红，永别了，我深感愧疚于家中。自我离去之后，还望你将我的物品整理妥当，并寄回故乡。钥匙放置于炕席之下，请你代为安抚我的父母双亲。
另一份遗书是写给副班长华子的，华子是建建在学校时的班长。遗书的大致内容是：
华子，我没脸在连队待了，我要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。我走了，你们不要找我，只当我死了……我只有这样做才能解脱。 两份遗书的落款是一样的：建建，1月7日。
“建建的遗体被发现仅两天后，即1月22日，我们于天津接到了噩耗，得知女儿已不幸离世。在厂里借得200元后，我们一同前往兵团，于25日抵达密山。42团特地派车将我们接至团部朝阳。建建的指导员陈美林不住地向我们道歉，称自己未能履行好毛主席交托的任务，对毛主席和家属深感愧疚。”
我们自然对连队处理女儿恋爱事宜的做法持有异议，批判她时亦应采取预防措施，毕竟她尚未满十八岁。然而，我们并未多加言语，更未提出任何要求，只希望能为女儿在墓地留下一个记号，以便未来我们能顺利找到她的安息之地，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她的遗骸迎回家乡。我们迫切希望见到与建建关系密切的宁波籍知青，以便更多地了解建建离世前的情况，但连队却阻挡了我们的请求。
“我依然珍藏着建建所撰写的入团申请书。她于1969年提交了两份，1970年又递交了两份，遗憾的是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仍未如愿加入共青团。这些申请书是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偶然发现的。”
我们在兵团只住了25日那一夜。1月26日上午，我们参加了对建建的送葬活动，孩子被埋在了朝阳西山陵园。当时那里有两个陵园，西山陵园埋的是兵团战士，东山陵园埋的是右派。下午，42团的团长李熙斌和政委魏仁忠来看我们，指导员陈美林交给我们一封以全连名义写的致敬信，还有一些当地的土产，并送我们到了车站。1连派了王玉红和王秀娥两个天津知青送我们回家，她们都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女。返回的那天正是大年三十，我们夫妻俩在火车上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年，车厢里空空的，只有我们4个人。回天津后，42团政治部主任陶德林给我写信，感谢我们家长通情达理，我在回信中又重复了一次：“为建建制作一座墓碑。”
和很多孩子死在北大荒的家长一样，痛失爱女的李德宣夫妇不追责，没条件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给孩子留下一个埋葬地标志。兵团对家长的谅解态度给予充分肯定。李德宣老人给我看了两封信，一封是在下葬李建建当日由1连指导员陈美林面交李德宣夫妇的，全文如下：
李建建家长，您好。
此次贵连光临，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令我们深感感动，我们为能拥有如此建树的父母而自豪。在此，我们谨代表全连的指战员们，向你们献上最崇高的战斗敬礼。贵连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，正确妥善地处理了李建建同志的不幸离世，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。因此，我们衷心表示，愿向贵连学习。
（赠送土产的话语省略）
亲爱的家长们，我们必将深刻领会并掌握您的宝贵思想，紧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，秉承两个“决议”的指引，勇往直前，誓为打造坚固的边防钢铁长城而不懈奋斗终身。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不断朝着共同的目标奋勇前行。谨此，向英勇的革命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一营一连党支部一营一连全体指战员陈美林（印）
1971年1月26日
在李德宣夫妇抵达天津之际，他们收到了一封由42团政治处主任陶德林及保卫股股长宋祥义联名撰写的来信，原文如下：
德宣、祖媛同志，并致全家好：
首先，我谨致以诚挚的歉意。自春节过后，我们便外出参加会议，直至如今，因此未能及时回复您的来函。我深知您必定焦急等待，恳请您谅解。
收到你们的来函，得知旅途一切顺利，事务处理得当，虽除去了一些挂念，但在心灵深处，我们依旧感到焦虑不安。
建建的遭遇，让我们心中始终笼罩着沉痛的阴霾。正是由于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疏漏与不细致，导致了这一本不该发生的悲剧。我们未能圆满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光荣使命，深感辜负了家长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厚望。
这样的损失，言语难以完全弥合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：“错误和挫折是教训我们的……”我们必须深刻吸取这一教训，检视政治工作中的薄弱之处，切实贯彻“两个决议”，牢牢把握育人建军这一根本任务，以及用毛泽东思想精心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——这一关乎千秋万代的重大战略。同时，我们衷心欢迎并诚挚接受大家的持续批评与支持。
你们的到来及归途中的种种举措，都让我们深受启迪。你们高尚的思想境界、坚定的路线意识、全局性的处世态度以及周密的思想方法，都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优秀典范。在你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有的思想品德，这更加凸显了向地方同志学习的迫切性。
我们已经将你们的期望传达给了1连的领导和全体战友，以此激励他们不懈地投身革命事业，并已下令按照你们的要求，妥善处理建建的遗物。
同志们，在光辉的七十年代第二年，紧随党的九大所确立的团结胜利路线，让我们携手踏上继续革命的道路，齐心协力，共同追求更为辉煌的胜利！
革命战斗敬礼！
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42团政治处成员陶德林与宋祥义
1971年2月25日
一场葬礼，两封家书，几箱土特产，便画上了李建建兵团生涯的句点。她虽长眠于北大荒，却永远活在父母的记忆之中。这位未满十八岁的佳人，身后无子嗣，唯有父母心系她遗骨的安放。李德宣感慨道：
“1999年，我的伴侣离我而去，临终之际，她留下了遗愿，希望将建建的遗骸迁回，安葬于她身旁。自2006年起，我便着手处理此事，曾致信于建建的老指导员陈美林，恳请他伸出援手。彼时，他已经年过八旬，我不禁担忧他是否还能助我完成这一心愿。然而，我并未收到他的回音。2010年，一位回访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向我透露，陈美林曾试图寻找建建的墓地，却发现那一带的陵园已转变为住宅区，被命名为朝阳花园，而墓地早已被夷为平地，我的女儿再也无法寻觅到建建的安息之地。”
建建的自杀，其背后的环境因素，源于那个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对立的年代。由于我父亲的地主身份，她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压力，正是这种压力促使她坚决选择下乡。她的恋情被战友揭露，并受到了连队的指责，这又给她带来了额外的政治重负。在那个时代，年轻人之间的正常情感交流被视为“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”，这成为了一种极大的政治羞辱。由于缺乏及时的引导，这些压力最终将她压垮。
建建，那是个既聪明又机灵的孩子，自小起，我们夫妇便对她疼爱有加。在离开天津之际，她对我们深情地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待你们退休之后，来东北与我同住吧！”多么懂事的孩子啊。尽管我至今尚在人世，但她却已离我而去四十余载。这四十多年来，我未曾一日忘记她。我将对孩子的思念转化为对兵团知青的关怀，自1989年起，我便积极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，每当见到他们，我便仿佛看到了建建的影子，想象着她若能与他们一同欢聚，会是何种情景。2009年，天津的兵团知青们举办“小六九”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活动，2010年，他们编纂知青文集，我撰写了一篇名为《难忘的七天七夜》的文章，后来在印刷时，标题被更改为《沉默的初恋》。在佳木斯建知青广场时，我慷慨捐赠了一万元，这笔钱交给了上海知青方国平，他的夫人曾是建建的排长。
“在我看来，上山下乡曾是缓解国家困境的有效途径。若历史轮回，我亦愿意再次将子女送往彼处。然而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孩子们能够健康活泼地重返家园。”
李建建之死与那段恋情密不可分。采访不应就此打住，我决心追寻那位曾与建建相恋的宁波知青，为所有关注此悲剧的人们揭开真相。这位宁波知青是如何与建建相识相爱的？他在建建的离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？他又是如何看待建建选择自尽的？他的生活后续又如何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踏上了前往宁波的旅程。在魏云龙，这位荒友活动召集人的协助下，我见到了故事的另一位关键人物——冯国强。
宁波的知青沈国强，他与李建建之间的感情尚未深入至爱情层面，那份朦胧的初恋却以最凄惨的方式戛然而止。自女友投井自尽之后，她对他的态度如同冰与火之间的巨大反差。
年逾花甲的冯国强，其风度却宛若五十许人。他身材适中，举止稳重，谦逊有礼，颇具江南文人雅士的风范。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，我察觉到他的直言不讳，加之这些特质，也难怪李建建对他情有独钟。冯国强性格直率，言谈间直截了当，毫无矫饰。
“我仅陈述事实，部分内容或许与李建建的父亲向您所述有所出入。这实属正常，因为老人家在奔赴兵团之际并未与我谋面，他所了解的一切皆源自他人之口。若您觉得我所言有所不妥，悉听尊便，您可随意记录，将我描绘成何种形象均可，只要不令建建的父亲感到悲伤即可。
我出生于1950年8月，是那一代中颇具历史意义的“老初一”学子，与李建建相比，我年长整整三岁。原本，我应是“老初三”的一员，然而，1959年我家搬迁至广西，父母又将我送回宁波与外婆同住。这段迁徙之路，使我错过了两年的宝贵学习时光。
“李建建的离世无疑是历史的痛惜，过往‘极左’思潮曾导致众多人的生命遭受不幸，而连队领导固然有责任，但也并非全然。李德宣先生对于事件的描述，大体上与事实相符。然而，有一点他并未察觉，那就是那封引发建建轻生的求爱信，并非出自我的手笔，而是她所写。若那封信果真出自我手，指导员理应责问于我，受责骂批斗的亦应是本人，您认为呢？”
“建建所写的信件，不幸为同屋的知青所发现，随后递送给了领导。彼时，连队明令禁止知青之间恋爱，那封情书一经公之于众，便迅速演变成了一桩重大的违纪案件。然而，无人将此事告知于我。建建失踪之后，我亦曾与众人一同寻她。直至从井中捞出她的遗体，方才意识到此悲剧与我密切相关。
“那时的我们，彼此间的情谊已经相当深厚，无话不谈。在事件发生前，我们对彼此都抱有好感，却未曾明说。我前往兵团时带了几本书，其中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特别受建建喜爱，她曾向我借阅。那封她写的信，我至今也不清楚是放在枕头下还是如李德宣老人所言，藏在炕席之下。唯一能证实此事的，或许是和她同住的知青，是她发现了信件，未经建建同意，擅自将其交给指导员。她的动机是出于单纯、正统还是积极，我不得而知。然而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，这种行为无疑是严重侵犯他人隐私。她的行为不仅摧毁了战友的自尊和名誉，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实属天理难容！她应当终身背负内心的不安。若她还有一丝良知，至少应该向建建的父母表示歉意。她的名字，是否透露，由你决定。”
在兵团的知青群体中，成员各异。有成熟稳重的，诸如那些“老高中”们；有普通平凡的，比如“老三届”的初中生们；也有稚嫩青涩的，例如“小六九”们。我自认为是后者，而李建建则更贴近于幼稚的类型，否则她也不会选择以如此方式与我探讨感情。我的家境颇为贫寒，出身资本家，而她的父亲却是资深的老党员。尽管当时他的父亲正遭受审查，我爷爷的成分也颇高，但这份共同的经历让我们产生了共鸣。此外，我们的外貌颇为般配，皆是清秀之姿。若提及感情，我与建建尚处于爱情初阶。我们仅有一次单独外出散步的经历，一直走到邻近的村民村落，途中交谈不多，仅是闲聊。那次，我们交换了书籍来阅读。不言而喻，彼此间都生出了好感，但谁都没有提及感情二字，我们都十分谨慎，甚至未曾牵手，我们的交往也未曾告知他人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。
事发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建建写下那封信，原本意图是揭开我们之间情感层面的隔阂。信中的具体内容，我至今未曾详悉。信件的首位读者，竟是不幸的告密者，紧随其后的是指导员。传闻此信最终还流传至团部。在那个严禁知青恋爱的年代，这封信无疑暴露了基层连队中违反纪律的微妙状况。
“邮件提交后，连队在处理此事时仅将知情者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，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她受到了连队领导的点名批评。这种做法或许源于领导保护李建建名誉的善意，但对于性格坚韧的建建而言，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将她逼入了绝境。原因显而易见，若她因此事在全连面前遭受公开指责，尽管压力会加剧，但她至少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同情与慰藉。毕竟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都面临着爱而不得的迷茫，又有多少人会真心瞧不起她呢？更重要的是，那样一来，她能立刻得到我的坚定支持，无需过多言语，只需简短几句，就能让她重拾信心，我会说：别怕，这很正常，我在你身边！
我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岁月，直到1979年才返回宁波。对于北大荒的记忆，我的心中比别人多了一份苦涩，因为那里是我初恋故事终结之地，那段情感以最痛彻心扉的方式被掩埋。尽管我后来组建了家庭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人生的旅程，但李建建的生活却并未延续至此。她只经历过一次青涩的爱情，而这爱情也成为了她短暂生命中终结的导火索。
“十多年前，我们的指导员曾特地南下探望知青。当他来到上海与知青们聚会，他特别点了我的名字，让我从宁波匆匆赶来。在聚会的酒席上，他诚挚地向大家道歉，表示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歉意。后来，我与他单独散步时，他向我讲述了当年李建建不幸离世的故事，并表达了他一直以来的不安。我劝慰道：人无法脱离所处的社会、时代背景和具体条件，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兵团秉承对部队战士的规范，禁止知青初到时涉足恋爱，此举并非毫无道理。然而，知青与战士身份有别，男女之情亦非纪律所能轻易束缚，执行此禁令需辅以细致的配套措施，尤其需避免将其与政治立场混淆。李建建的不幸，就在于她遵循了人性的自然规律，而她的连队领导却恪守着“左”倾的教条。连队首长虽在努力遏制事态蔓延，却未料到，正是对李建建“资产阶级思想”的小范围指责，给这位涉世未深且性情刚烈的女孩子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她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指责，还有人格上的否定，而这些指责全部来自她视为组织代表的上级。她感受不到知青战友与老职工们的同情与慰藉，连她所爱的人也不知情。对于这位重视名誉、渴望幸福且素来备受喜爱的漂亮女孩而言，这无疑是残酷的命运之打击。
在一片相对隔绝的空间中，一旦个体的情感隐私暴露无遗，往往会对当事人的尊严造成致命的打击，更何况是勇敢追求爱情的“女追男”事件，更何况这发生在本不应有爱情的现实世界里！缺乏生活经验的李建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并迅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生命得以延续的力量源于爱、尊严与希望，李建建无疑是其中的一员。当她觉得这三者瞬间离她而去时，这位年轻且稚嫩的女孩面前，似乎只剩下以自杀来解脱困境这一条路。可以设想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建建一定曾想过要活下去，想过远在天津的亲人，也想过寻找那个刚刚让她心生爱意的男友，否则她不会整夜未眠，不会在冰天雪地中独自徘徊那么长时间。在她决定走向死亡的那一刻，哪怕有一个思想更为成熟的朋友给予她一些开导，情况或许都能有所改变。然而，她并未得到这样的帮助。这位尚未满18岁的固执女孩只能依靠自己的有限生活经验做出选择。对家人、同学和男友的眷恋，此刻都无法动摇她以死明志的决心。她最终走向了井边。在投身于冰冷的井水中之前，她是否向这个世界告别，是否最后回望过与自己青春紧密相连的北大荒，这一切，我们只能去想象……
翌日，我拨通了天津知青胡宝平的电话，询问道：“是否应该将那份情书是李德宣老人女儿所写的事实告知？”宝平回应道：“不如就顺着这个误会走下去，毕竟我担心老人可能难以接受这个真相。”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最终选择直接向老人征询其个人意见。老人在听完具体情况后，爽朗地回应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便明了了，为何当年是建建而非宁波那位少年遭受了批评。你自当依据事实来记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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